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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0:十大出版事件

发布时间:2011-01-02

1.新闻出版总署“一号文件”出台 助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

  1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被称为新闻出版业2010年“一号文件”的《意见》,为总署继去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后,为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制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一号文件”的出台,再次彰显了行政主管部门力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决心和力度,引起了行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7000余字的《指导意见》首次为我国新闻出版产业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定义,包括:图书、报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新兴出版产业,动漫、游戏出版产业,印刷复制产业,新闻出版流通、物流产业等五方面内容。

  《意见》提出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和“六大措施”。“五大目标”为:到“十二五”末,实现新闻出版产业增加值比2006年翻两番;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数字、网络、手机等出版水平世界一流;建立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和现代传播体系;扭转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

  “六大措施”将为“五大目标”保驾护航。其一,拓宽非公有资本参与渠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印刷、发行等有关经营活动;其二,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骨干企业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和跨所有制重组,3到5年内,重点培育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支持各种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办厂、开店,实现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的落地和本土化;其三,多渠道构建融资环境。充分利用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上市融资等多种渠道为企业融资,开展与国有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加快建立和发展中小新闻出版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允许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新闻出版企业;其四,运用高新技术,促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其五,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其六,建设新闻出版产业带、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主管部门的意图相当明显,出版业全体转企改制,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大规模兼并重组联营,造出版航母,剑指国际市场。然而,产业化风潮之下,出版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越来越多。可以瞬间放大体量的非出版业务越来越重要,日益排挤出版主业的位置;“十年磨一剑”的好书越来越少,出版人不再“板凳一坐十年冷”,而是大规模造货、铺货,以应对年年的经营指标考核……事实上,“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并不在于规模和体量,也不在于“大项目”和“工程书”,而是在于真正闪烁着思想光辉、情感力量的精品力作。如何及时纠正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将考验行政主管部门的智慧。

  2.“图书限折令”备受争议遭早夭

  1月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了酝酿两年之久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则》为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的首部行业规范,从订货、供货、退货、促销、结算等环节对图书交易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其中,“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进入零售市场时不得打折”以及“新书网售和会员制销售不得低于8.5折”两条,激起舆论哗然。图书“限折令”惹来口诛笔伐,主持制定《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三大出版行业协会也成为众矢之的,被律师和消协一纸诉状告至发改委,称涉嫌违反《反垄断法》。9月1日,三大出版行业协会重新发布《图书交易规则》,原规则中“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等规定在国家发改委反垄断部门的干预下被废止。

  不被民众所理解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书业价格体系分为两种,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价格体系,和德法、西班牙、日韩为代表的固定价格销售体系。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英美制意味着零售企业可以制定自己的价格,定价制,则是上游出版社制定一个价格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不同零售商都要在一定时间按照同一价格销售。定价销售制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因为,上游出版社在定价的时候,要根据市场的情况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行定价,这个定价也是市场合力下的定价。越是定价销售的国家,图书的总价格越是相对比较低,实行价格欺诈的图书在这种价格制下不能随意打折,否则,就会被逐出市场。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是定价销售制的体系,直到现在,中国书业的基础还是定价制,因为书业是上游出版社定价。实体店坚持了多年定价销售制,在网店的集中破坏下,瞬间崩溃。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定价销售制的国家,而这两个国家也是公认的出版强国和阅读强国。如果取消“再贩”制度(定价销售制),日本国内认为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以下的损害:图书种类下降,图书内容雷同,图书价格上涨,边远地区的书价高于城市,小书店数量下降,书店间的价格战将不可避免,书店会将进货的重点放在容易预测销量的畅销书上,另外经营专业图书的和有个性图书书店的书架会有大幅的下降。即使是英美模式的自由销售体系,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恶性竞争。

  所以,定价制跟垄断无关。定价制的基础还是企业(上游出版社)制定自己的销售价格,同时约束打折的规矩,本质上没有干预企业制定价格的权力,没有违反市场经济。在定价制情况下,相对还保护了中小资本,防止大资本以价格作为武器,形成更大的市场份额,所以,是反垄断、而且有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

  无论如何,正如本报在《图书“限折令”惹口诛笔伐 公众板子打错了?》一文中所指出的,出版行业协会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低估了公众的反应。用传统的方式、口吻去推一个新事物,而且是在中国复杂的环境里边去推,需要更有力的解释和说明。
1.新闻出版总署“一号文件”出台 助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

  1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被称为新闻出版业2010年“一号文件”的《意见》,为总署继去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后,为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制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一号文件”的出台,再次彰显了行政主管部门力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决心和力度,引起了行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7000余字的《指导意见》首次为我国新闻出版产业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定义,包括:图书、报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新兴出版产业,动漫、游戏出版产业,印刷复制产业,新闻出版流通、物流产业等五方面内容。

  《意见》提出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和“六大措施”。“五大目标”为:到“十二五”末,实现新闻出版产业增加值比2006年翻两番;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数字、网络、手机等出版水平世界一流;建立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和现代传播体系;扭转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

  “六大措施”将为“五大目标”保驾护航。其一,拓宽非公有资本参与渠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印刷、发行等有关经营活动;其二,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骨干企业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和跨所有制重组,3到5年内,重点培育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支持各种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办厂、开店,实现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的落地和本土化;其三,多渠道构建融资环境。充分利用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上市融资等多种渠道为企业融资,开展与国有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加快建立和发展中小新闻出版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允许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新闻出版企业;其四,运用高新技术,促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其五,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其六,建设新闻出版产业带、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主管部门的意图相当明显,出版业全体转企改制,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大规模兼并重组联营,造出版航母,剑指国际市场。然而,产业化风潮之下,出版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越来越多。可以瞬间放大体量的非出版业务越来越重要,日益排挤出版主业的位置;“十年磨一剑”的好书越来越少,出版人不再“板凳一坐十年冷”,而是大规模造货、铺货,以应对年年的经营指标考核……事实上,“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并不在于规模和体量,也不在于“大项目”和“工程书”,而是在于真正闪烁着思想光辉、情感力量的精品力作。如何及时纠正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将考验行政主管部门的智慧。

  2.“图书限折令”备受争议遭早夭

  1月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了酝酿两年之久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则》为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的首部行业规范,从订货、供货、退货、促销、结算等环节对图书交易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其中,“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进入零售市场时不得打折”以及“新书网售和会员制销售不得低于8.5折”两条,激起舆论哗然。图书“限折令”惹来口诛笔伐,主持制定《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三大出版行业协会也成为众矢之的,被律师和消协一纸诉状告至发改委,称涉嫌违反《反垄断法》。9月1日,三大出版行业协会重新发布《图书交易规则》,原规则中“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等规定在国家发改委反垄断部门的干预下被废止。

  不被民众所理解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书业价格体系分为两种,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价格体系,和德法、西班牙、日韩为代表的固定价格销售体系。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英美制意味着零售企业可以制定自己的价格,定价制,则是上游出版社制定一个价格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不同零售商都要在一定时间按照同一价格销售。定价销售制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因为,上游出版社在定价的时候,要根据市场的情况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行定价,这个定价也是市场合力下的定价。越是定价销售的国家,图书的总价格越是相对比较低,实行价格欺诈的图书在这种价格制下不能随意打折,否则,就会被逐出市场。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是定价销售制的体系,直到现在,中国书业的基础还是定价制,因为书业是上游出版社定价。实体店坚持了多年定价销售制,在网店的集中破坏下,瞬间崩溃。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定价销售制的国家,而这两个国家也是公认的出版强国和阅读强国。如果取消“再贩”制度(定价销售制),日本国内认为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以下的损害:图书种类下降,图书内容雷同,图书价格上涨,边远地区的书价高于城市,小书店数量下降,书店间的价格战将不可避免,书店会将进货的重点放在容易预测销量的畅销书上,另外经营专业图书的和有个性图书书店的书架会有大幅的下降。即使是英美模式的自由销售体系,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恶性竞争。

  所以,定价制跟垄断无关。定价制的基础还是企业(上游出版社)制定自己的销售价格,同时约束打折的规矩,本质上没有干预企业制定价格的权力,没有违反市场经济。在定价制情况下,相对还保护了中小资本,防止大资本以价格作为武器,形成更大的市场份额,所以,是反垄断、而且有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

  无论如何,正如本报在《图书“限折令”惹口诛笔伐 公众板子打错了?》一文中所指出的,出版行业协会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低估了公众的反应。用传统的方式、口吻去推一个新事物,而且是在中国复杂的环境里边去推,需要更有力的解释和说明。